2024年5月29日，中华读书报人物版刊出了我院原院长唐忠教授撰写的“农业经济学大先生周诚”，这既是对我院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周诚逝世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更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建系七十周年36365线路检测中心建院二十周年学科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特转发此文。

今年五月十五日，我的博士导师周诚教授逝世十周年。我1985年5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硕士生入学面试时认识周先生，1990年9月读博时拜在先生门下。他生前经常告诫我们学生：一个真正的学者应以学术为生命之魂，生命不息，治学不止！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写一篇文字来探讨先生在治学和育人方面的成就，无疑是对以学术研究为生命之魂的导师的最好纪念。

少年颠沛流离，大学时走向革命

周诚本名刘起儒，1927年10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他伯父刘凯平是当时沈阳知名的爱国工商业者，“9.18”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沈阳。此后，年少的刘起儒被迫随家先后迁居天津、西安、成都等地，颠沛流离，在成都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抗战胜利后高中毕业的刘起儒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农学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大学期间，受到我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的影响，学习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特别是介绍解放区生活的《大江流日夜》一书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1948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离开北京大学投奔解放区，当时为了安全取化名周诚，自此沿用一生。

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

1948年底周诚投奔解放区后，被分配到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1949年初毕业留校工作。1950年华北大学撤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他被学校安排到经济计划系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在研究生班只学习了半年，就因农业经济专业教师奇缺而转为教师，在苏联专家的辅导下，进行“农业基本部门经济”课程的备课，并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这门课，开启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生涯。随后几年，他在听苏联专家授课的基础上，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农业经济学》、《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两门课程。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设立，周诚成为该系教师。

新中国建立后，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经济学这门课程虽然解放前就在北京大学等大学里开设，但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学科体系，还是一项全新而紧迫的任务，党亲手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义不容辞承担了这项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1959年编写出版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农业出版社出版），就是对这一建设任务所交的一份答卷。该书由引言（绪论）和21章组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的有关学说，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制度，农业运行和计划管理、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管理，农产品交换、分配和农村文化生活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在当时影响很大。农业经济系当时的负责人曹国兴是该书的组织者和主要作者，当时作为讲授农业经济学课程的任课教师，周诚是该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

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办，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复校。1985年9月，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编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书的编者说明写明：“本书由周诚主编，并对全书各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严瑞珍、罗伟雄、周志祥、张福山等（按姓氏笔画）也参加了一部分编审工作。”这本书包含6个部分30章，第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结构即所有制结构和经营形式结构，第二部分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总论，第三部分是农业中生产力诸要素的经济管理问题，第四部分是农业部门经济和农业区域经济，第五部分是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第六部分是社会主义农业中的收入分配和扩大再生产。在我看来，该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农业的学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第二，体系非常完整，包括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的所有问题；第三，在把握世界农业经济发展态势的前提下，把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协调和生产力的组织作为农业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并据此安排全书内容。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学者为建设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曹国兴，那么1978年复校后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周诚。从1959年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到1985年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高等教育的主要开拓者，作为1985版主编的周诚，无疑是在曹国兴早期开拓的基础上，集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大成。

最早从理论上支持包产到户的少数学者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周诚从理论上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研究和肯定，在理论界是非常领先的。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践创新出现在一些农村地区时，社会各界对此看法不一，持怀疑态度的人多持肯定态度的非常少，政策上也没有定论。他深入安徽肥西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发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产量责任制问题的探讨”（《经济研究》1980年第10期）、“论包产到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1年第2期）两篇文章，明确提出实行责任制在我国集体经济中具有长久的历史和明显的好处，

是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需要，符合生产队健全劳动组织的需求，应该肯定而不是怀疑。200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周诚被评为该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周诚在农业经济领域著述丰富。1963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总经济效果最高、最大效果优先充分投资、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利用”三原则，提出要正确处理“满足需要、符合可能与提高效果”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考察农作物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这在当时都很有见地。1964年他提出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从而使农产品成本具有可比性（周诚：“论农产品成本”，《经济研究》1964年第4期）。这一主张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纳。二十世纪70年代，基于对农业扩大再生产规律的研究，呼吁要按客观规律办农业，1981年出版《按客观经济规律办农业》（农业出版社）一书。1982-1983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关注美国农场制度与美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回国后组织翻译了H.G.哈尔克劳的《农业经济学》，1987年以《美国农业经济学》为书名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

新中国土地经济学的开创者

1985年前后，周诚的研究重心移到了土地经济学。我最初接触周诚先生的土地经济学著作，是1986年10月，那年他主编的46万字的《土地经济学初编》，以内部印行的方式问世，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问世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当时，该书印刷出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研究者和土地管理部门纷纷来信索要，周先生只好让我们几个研究生，给全国各地的读者邮寄《初编》，我记得我们陆陆续续邮寄到全国各地的书有上千册，在全国影响很大。《初编》是以周诚、毕宝德为代表的北京土地经济研究会一批学者的集体作品，周诚是这个集体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和引领者，是新中国土地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

周诚在土地经济方面发表的文章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两本著作里面，一本是他倾力独著的《土地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一本是文集性质的《土地经济研究》（中国大地出版社1996年版）。他在土地经济学领域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首创土地经济学体系的“三板块论”，在《初编》里他表述为土地制度、土地利用、土地价值三个板块，在《原理》里修改为土地财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三个板块，这是他在土地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体系上的独创；第二，关于土地构成二元和土地价值二元的理论；第三，土地增值分配的理论，主张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增值分配应实行“公私兼顾”；第四，土地产权理论，主张坚持土地公有制，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搞活土地市场，反对土地私有化。

《土地经济学原理》出版二十年后，2023年被商务印书馆选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发行。2023年7月8日，36365线路检测中心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了“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学术研讨会”，知名三农政策专家陈锡文在会上说：周老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有四个特点：第一，界定了土地经济学的内涵和边界；第二，给出了土地经济学研究的整个体系；第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的实践为依托，概括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末这一段改革的实践、发展的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思想、体系；第四，汲取了一个时代的改革发展实践，也汲取了一代学人对当时中国土地问题一系列的认识，形成了研究土地问题的宝贵思想和精神财富。长期在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甘藏春在会上表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凡是从事土地管理工作的，都知道有一个周诚，都知道有一本周诚主编的《土地经济学》。土地经济学教科书很多，能够代表中国这个时代土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应当就是周诚先生这一本，该书把土地经济学从农村带入城市，是把城乡土地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本代表性著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准。出版二十年后被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说明该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典范之作。

持之以恒做学问，言传身教为楷模

周诚先生在做学问上的勤奋和持之以恒，令我们学生辈既非常钦佩，又觉得无法企及。他的次子思谦在2023年7月8日的研讨会上说：“学术研究几乎就是父亲生活的全部内容，小时候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周只回家一两天，小时候好多次我和哥哥想父亲了，还是母亲带着我们到学校来看他。”在我的印象中，先生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绝不允许浪费时间，2003年离休以后，大部分时间仍是阅读、思考、写文章，并不断发表文章。83岁高龄以后，还提出“涉农八大规律”，提出“理性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不全面，应以“双重秉性经济人”加以修正。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持之以恒做学问。

周诚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从重视文字表达就可见一斑。他要求我们博士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更要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力求概念清晰、语言精炼、言简意赅，短文章能说清楚的，绝不写长文章。有时为一个词的含义我们争论不休，就既要查阅中文工具书，也要查阅英文工具书。周先生晚年在学生中开展“咬文嚼义”活动，出版了《以文载道咬文嚼义通论》（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

因理论水平高、要求严谨，学生们都有点怕周先生，总觉得达不到他的要求，不敢与他太亲近，其实他对学生十分关爱。1994年我关于“农地制度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完成后交给他审阅，当时心怀忐忑。他在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的同时，在答辩推荐书里给出了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国内空白”的意见，对我无疑是巨大的鼓励。周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不溢于言表，但在《土地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文献里，他把指导的每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都列在其中，这就是他爱学生的方式。

周诚教授2014年5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学校首批荣誉一级教授，曾任农业经济系副主任，在学校创立了土地经济研究所和不动产研究中心两个科研机构，组织了北京土地经济研究会，曾担任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土地学会副会长。他在农业经济、土地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为中国人民大学农经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基础性、标志性成果，在学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是经师和人师统一的农业经济学大先生。